2020-08-22 11:10:34 来源：《理论月刊》 点击： 0
文/
喻立平
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危机，毛泽东年轻时即树立了探求“大本大源”的伟大抱负，其后毕生致力于融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为中华文化注入活的灵魂，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从而重铸了文化信仰，确立了新的文化主体，变革了文化生产方式，开创了中华文化新的时代。
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存亡危机，其深层次是文化危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一路寻找落后挨打的原因，从枪炮不行，到制度不行，最后归结为文化不行。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开创新文化的伟大征程中，毛泽东是其中最伟大的开拓者，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伟大奠基者。毛泽东伟大的文化创造，开辟了中华文化新的时代。
对于建构新文化，毛泽东有着强烈的文化自觉。这反映在他于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对中西文化的广泛涉猎和探索，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长信中写道：“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定了一个计划，准备先用三年“略通国学业”，然后再“出洋求学”，回来后“返于私塾生活”。反映在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对于农民文化运动的欢呼：“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而现在“全省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反映在毛泽东1936年所作《沁园春·雪》一词中表达的强烈文化自信：“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反映在毛泽东延安时期所表达的共产党人要“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的强大决心。反映在毛泽东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开幕词中的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1959年2月，毛泽东同外国朋友交流时说：“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是，反帝反封建过程中，最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传统的和外来的文化，如何重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当时有三条路径：一派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西化；一派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为本位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潮；还有一派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同样存在极大分歧。其中一派的做法是既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又彻底反对西方文化，主张只能百分之百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去做。
毛泽东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传统文化及马克思主义，他总结多年理论学习和革命实践经验，于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上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在对这一命题的阐述中，毛泽东明确地表达了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这里，他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价值，向全党发出了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号召。
第二，要学习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毛泽东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宝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历史文化的连续性、继承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做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
第三，要把国际的与民族的结合起来。他说：“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毛泽东创造新文化的路径，就是融通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这是毛泽东在以后的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过的观点，这里就不再赘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结晶，就是中、西、马融通的伟大成果，这一伟大成果对中华民族乃至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毛泽东1949年8月回应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而写的新华社评论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一种新的文化，是新的时代里新的生命，必须扎根在社会生活的生动和丰富的实践里才能孕育出来。这种孕育，不只是形式躯壳的塑造，更是内容和灵魂的铸造。在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为新的文化生命注入了活的灵魂。
毛泽东是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长大的，既深受其益，又深知其害。五四前后，毛泽东对旧文化进行了深入批判，他认为旧文化有三个突出问题：
第一，空虚空洞，不实在。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写道:“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他在1920年给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的信中谈到中国传统政治时，同样特别指出其空虚的问题：“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儒释道都特别重视个体心性的修养，这是一大优点，但确实存在崇尚空谈、不重实务的弊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是很多传统士大夫的真实写照。
第二，奴性十足，不自主。毛泽东一辈子都在批判中国人的奴性。1917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与好友蔡和森、张昆弟夜宿岳麓山，交谈甚欢。毛泽东慷慨陈词：“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深得学友的认同。1919年8月，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三）中写道：“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
第三，脱离民众，不接地气。在传统社会，读书只是少数人的幸运，读书的目的也只有升官一途，这就不可避免文化的精英化倾向。1919年7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中写道：“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在这里，毛泽东分析阶级分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文化教育的不平等，这是符合中国实情的。抗战时期，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顽固派，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这种文化更走向了工农群众的反面。
以上几个方面，确是传统文化致命弱点。经过数千年推演变化，这些弱点不断被放大强化，以至于近代以来，诸多有识之士走向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把目光投入了西方：“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但是，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西学救不了中国：第一，在毛泽东看来，所谓西学也不科学。1917年9月，毛泽东跟张昆弟等同学谈道：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第二，西学伴随着侵略，反而从思想文化上加重了奴性，“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中揭露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的文化压迫：“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958年7月，在同非洲青年代表团谈话时说：“帝国主义者长期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第三，西学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文化，是为资本服务的，与人民利益有着根本的冲突。“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这是孙中山亲自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宣言中的一句名言，毛泽东多次引用。显然，西学解决不了旧学所存在的问题，救不了中国和中国人民。
我们知道，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是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与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解决了党和军队建设中的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正好对治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致命弱点，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重铸了活的灵魂。
一是以实事求是根治空谈之病。一切从实际出发，其根本途径和方法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毛泽东一生注重调查研究，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即徒步考察民情；在大革命时期即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井冈山时期一有机会就开展调研，掌握十分丰富的一手材料，撰写了大量调研报告，提出了“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正是在这深入的调研中，他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到基层调查的时间少了，他为此感到很苦恼。1961年，他反思“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他在这年3月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讲调查研究，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干部一到群众那里，干劲就来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新文化建设，就是文化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在实践中获得源头活水，在实践中赋予生命价值。
二是以独立自主根治奴性之病。毛泽东特别重视独立思考。他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成为党内最善于独立思考、最有独立见解的领导人之一，被瞿秋白称道“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维护无产阶级领导的独立性，他与蒋介石集团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仅敢于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而且也敢于顶住苏联霸权主义的压力，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他批评道：“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毛泽东时代，坚持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独立自主，从而使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用独立自主思想指导新文化建设，就是要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不能丢掉本土文化之根基。
三是以群众路线根治精英化之病。独立自主必以实事求是为前提，而实事求是必以群众路线为基础，因此走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灵魂中的灵魂。毛泽东指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毛泽东一辈子致力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等级特权，反对体脑对立，倡导最多的就是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尤其是针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个关键群体，总是反反复复地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压倒”，“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1957年3月，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毛泽东说：“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光写那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用群众路线思想指导新文化建设，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文化工作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革命取得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同时也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打开了新天地。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后来题为《新民主主义论》的著名讲演，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在这个讲演中，毛泽东界定了新文化的本质，明确了新文化的努力方向。
第一，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 这里要解决一个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这种民族的文化，一方面“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另一方面，又“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又“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第二，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里要解决一个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历史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必须尊重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第三，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这里要明确新文化的主体：“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那么，这就要求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必须联系民众，如果“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必须改革文字，“言语必须接受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艺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文化，即是独立自主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即是实事求是的文化；大众的文化，即是走群众路线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贯穿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因为这种文化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旧的封建文化，也不同于资产阶级文化，因此这种文化后来也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事功上是空前的。但是，我们对于毛泽东在文化上的伟大功绩认识是不够的。不论就毛泽东本人一生的抱负，还是就毛泽东对当代及后世的影响来看，其思想在文化方面的成就是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毛泽东本人晚年也只对“四个伟大”中“伟大导师”表示认可。对毛泽东文化功绩的认识，要放在古今中外大历史长河中去审视。
文化承载信仰，信仰就是深层次的文化。文化信仰即是某种融入生命血液、浸漫在日常生活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显然，共产主义的文化信仰成为“五四”以后几代中国人中先进分子的人生选择，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激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没有如西方那样的宗教信仰，但有着以孝文化为基础的道德信仰，这种信仰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较之西方宗教信仰更理性一些，在传统社会里的适用性、合理性更强一些，但无疑也存在局限，比如其超越性不够，囿于传统小农经济和封建私有制社会基础，传统道德更偏向于以个人内心修养为核心的“私德”。这种信仰在近代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强大冲击。毛泽东将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华文化精神基因融通，为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所追求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着的向上向善的精神基因激活，转化为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大别山精神、铁人精神以及雷锋精神等等。“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共产主义与中华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激情拥抱，传统“私德”跃升为共产主义的伟大“公德”。
第二，占据了人类社会道义制高点。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内核也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张思德牺牲追悼会上的即席演讲《为人民服务》揭示了人生的真正本质和最高价值。在中国大地上，不只是共产党人实践着这样的价值观，同时，毛泽东主张“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这种价值观的践行，代表了人类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至今仍然享受着这种“价值红利”或“精神红利”。
第三，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共产主义信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改变了革命队伍内部以及人民之间的交往方式。随着民主和平等观念的深入，中国人的精神得到真正解放。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写道，尽管红军的物质生活很糟，但战斗力很强，“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革命队伍内部实现了真正的平等。
随后，毛泽东致力于将这种平等关系拓展到整个社会。1958年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就要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党政军干部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地解放了，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在毛泽东时代，传统等级差序格局得到比较彻底的改变，从而大大改变了人际交往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1960年10月，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说：“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确立了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颠覆了几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观念。
第一，人民是文化创造主体。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课本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这是从历史视角审视，不管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文化财富，人民都是创造主体。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这是从现实的视角看，人民大众是革命文化运动的主体。
那么，如何创造新文化？毛泽东反复强调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要虚心向群众学习，要先当学生。1948年4月，毛泽东跟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如何在文化创造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至今仍为重大现实课题。
第二，人民是文艺反映和表现的主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批评文艺工作者往往注重研究和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去接近工农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1944年1月，毛泽东看了平剧《逼上梁山》后特别兴奋，他给编导写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然风气，推向全国去！”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一大批以人民群众为主角的文艺作品涌现出来。
第三，人民是文化工作的服务主体。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他分析道：从普及角度看，其对象是工农兵，所以必须生产“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从提高的角度看，提高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不能是封建阶级的基础，也不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基础，“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总之，新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在一个曾经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的国家建设人民大众的新文化，极大地提升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激发人民的精神动力，其成效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1960年10月，毛泽东接见斯诺谈话时，斯诺感叹短短的十年全中国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了。”
文化是化人的，文化生产方式不同，其所“化”的方式也就不同，进而所“化”范围、“化”的程度 、“化”的力度等也会不同。毛泽东对新文化的生产方式进行了彻底变革，至今为止，已影响了几代人。
第一，到人民群众最丰富的实践中去创造文化。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实践才是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在这里，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文化创造、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
第二，文化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8月毛泽东谈教育，指出“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在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毛泽东认为，劳动既能锻炼人的品质，又能增长知识和智慧，所以，他既倡导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要参加劳动，又主张青少年的教育也要与劳动结合起来，这是“不可移易”的教育原则！
第三，最根本的一条，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实践中改造人。毛泽东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他以自己为例：“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来的。”毛泽东一辈子都在努力推动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乃至全社会的思想改造。
毛泽东晚年花极大精力解决接班人问题。他认为青年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者，后来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想让青年学生在实践中经受磨炼，从根本上解决培育新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知识青年的杰出代表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谈到梁家河收获：第一，“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第二，培育了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这段话讲了三点收获——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自信独立，这不正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体现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在国内外巨大风险挑战面前经受考验，避免重蹈苏联覆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伟大的文化创造，使中国人民的精神由被动转为主动，使中华民族站在了人类先进文化的制高点上。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文化自信，伟人所期待的文化建设的高潮已经到来！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哲学博士）
注：摘编自《理论月刊》2020年第8期第13-20页，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全文，请查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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