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昌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罗剑锋

    今年以来，在大事多、敏感节点多的严峻稳定形势下，孝昌县积极适应维稳工作的新常态，围绕争创“全省优秀平安县”的总目标，着眼推动“五大体系”建设，坚持强化基础，健全机制，创新手段，确保了全县社会大局平稳，没有发生惊动省市的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恶性案（事）件和重大安全事故。
    一、夯实“第一责任”体系。一是建立常态机制。坚持落实信访维稳月例会、维稳工作情况通报、重大涉稳问题会商协调机制，县委、县政府每天安排2名县党政领导参与信访维稳值班，处理具体信访维稳问题。县委常委会、县长办公会多次听取维稳工作汇报，安排部署集中行动，研究解决重大涉稳问题，县委书记吴琼、县长陈俊先后督办解决重大信访问题 10余件。二是落实奖惩责任。增加维稳工作在全县目标考核中的权重，与综治“一票否决”挂钩，压实乡镇（区）、部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责任，对工作不力导致矛盾激化升级的，坚决予以追责。今年以来，共对5个乡镇进行了问责。三是强化保障投入。建立了100万元的维稳应急基金，投入100余万元加强县群众接访中心升级改造，完善基础设施和接访功能，将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救治、县级“大调解”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全额保障。
    二、构建“排查预警”体系。一是抓好信息预警。掌握“面上”基本信息，建立维稳信息分析研判会商制度，每月召开一次维稳形势分析会，敏感时期做到维稳信息每天收集、研判和报告；掌握“点上”核心信息，在重点行业、部门和重点群体中，通过物色“特勤耳目”，建立公秘结合的维稳情报信息渠道，及时准确收集一些内幕性、预警性和行动性信息，共15次成功稳控拟越级上访的重点群体和重点对象。二是抓好源头预防。大力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今年以来，全县共对6起重大事项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达到了“双降双赢”的目的，即降低了行政成本，降低了稳定风险；群众利益得到保证，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三是抓好全面排查。利用覆盖城乡的网格员、村警等力量资源，深入基层摸排不稳定因素，建立县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与县网格化信息平台对接机制，做到“大排查”与“大调解”相互融合，实现了对全县矛盾纠纷的全掌控。
    三、创新“多元调解”体系。一是做强“大调解”实战功能。依托县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有机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资源，加强乡镇（区）、相关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和沟通，有效增强了处置矛盾纠纷的工作合力，共妥善化解重大矛盾52起，其中5起医患纠纷实现了零赔付。二是壮大专业力量参与调解。在医患纠纷、劳资纠纷、交通肇事、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涉法涉诉、房地产开发、婚姻家庭、校园事故、非正常死亡等矛盾多发领域，成立十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由法学、医学以及相关领域骨干组成的专家库，搭建“第三方”调解公信平台，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分类进行调解。三是激活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加强培植和引导，成立苗木花卉、建筑、茶叶、农业专业合作社等社会组织，发挥其自律功能，坚持生产经营秩序自我维护，矛盾纠纷自我调解。组建“五老纠纷和解团”、“村民民主评议说事会”，化解了1000余起矛盾纠纷，有效弥补了基层调解资源的不足。
    四、完善“应急处置”体系。一是健全应急预案。建立完善维稳应急处置的组织领导、协调处置、包保稳控、舆情引导、善后处理等各个环节的工作机制，做到在突发事件面前临危不乱，规范、有序进行处置。共健全各类预案23个，组织开展维稳应急处突演练，提高了机动力量的合成作战能力。二是注重处置策略。抓住关键人员，采取“教育多数、孤立少数、分化瓦解”的战术，有目的地选择利益攸关人、出头露面的“明白人”、情绪激动人员以及村组干部、群众代表等，与其进行对话、谈判。同时对挑头闹事人员进行教育训诫，督促其依法合理表达诉求，今年共依法查处“三堵五闹”案件10起，行政拘留20人。抓住关键环节，将矛盾的发生期作为处置工作的关键阶段，及早介入，尽量避免矛盾恶化、升级。今年来，共妥善处置非正常死亡和各类群体性事件48起。三是完善联动机制。建立由县综治办牵头，县维稳办、县信访局、县公安局参与的处理进京非正常上访问题专班，健全信息研判、联席会议、检查督办、责任考评机制，形成了整体联动合力。
    五、打牢“基层基础”体系。一是建平台。建立县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乡镇（区）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村（社区）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三级平台”，借力网格化服务管理功能，将矛盾排查化解的触角向基层延伸。二是建队伍。选齐配强县、乡镇（区）综治信访维稳专兼职干部队伍，壮大处突队伍力量，县公安特勤大队在原有50人的基础上增加到80人，专门负责维稳处突和应急救援，招聘543名城乡网格员，切实做到“信息在格中掌握，矛盾在格中化解”。三是建机制。健全目标考核、督办通报、培训交流、舆论宣传机制，高位推动维稳基层基础工作，确保取得实效，我县“大调解”、“信访代理（陪访）制”、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救治模式等特色亮点，在省、市产生了较好的“品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