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筱箐
他中等身材，稍微显得有些消瘦，鼻梁上架着副细边眼镜，须发斑白，笑起来明朗又饱满。他看上去像是个学者或者是个牧师，但他不是。2014年11月21日，他刚刚走出监狱的大门，为了一桩与自己无关的谋杀案，他含冤在牢里蹲了39年。他是美国坐冤狱时间最长的“倒霉蛋”——杰克逊，如今终于沉冤得雪。
39年冤案
凶杀案发生在1975年5月19日下午4时许，杰克逊家附近的一个小杂货店门口，59岁的旅游支票销售员哈罗德·弗兰克斯被两个陌生人泼酸枪杀，劫匪抢走了他公文包，里面有400多美金，然后乘一辆等在路边的绿色私人轿车逃跑。杰克逊刚因身体问题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赋闲在家，那天，他到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友加邻居、同龄的罗尼家里玩，罗尼20岁的哥哥维利在院子里洗车。有人从院子前路过，告诉他们杂货店出事了，三人就结伴去看热闹。他们的一生从此改变了。
在事后的调查中，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物证，只有一名目击证人，说他亲眼看到了杰克逊和罗尼行凶后跳到维利开的车里逃走，几分钟后又装作看热闹返回现场。证人名叫维伦，也住在这片小区，他那年12岁。
之后漫长的司法过程中，维伦的证词被发现多个前后矛盾或不合逻辑之处，也有一些匿名者向警方爆料说真正凶手仍然逍遥法外，但这些线索都没有被认真对待。1975年秋天，三人被判处了死刑，上诉无果，1976年1月被正式打入死囚牢。
1978年，杰克逊等三人死刑刑期即将到来。有一天，一名狱卒突然打开牢门，杰克逊觉得天旋地转，“我以为他是来送我上路的。”没想到狱卒带来的是俄亥俄高等法院的暂缓行刑决定。没多久，美国高院决定俄亥俄州废除死刑，杰克逊、布吉曼兄弟和其他死囚犯都被改判无期。
接下来几十年的牢狱生活中，杰克逊的心情依然持续着这种过山车式的跌宕起伏。他一直找律师试图翻案，但常常是刚有进展就又进入死胡同。
“好多次我不想活了。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希望，我总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属于监狱。”
俄亥俄州洗冤项目的律师们也是这样想。这个2003年由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设立的机构，专门为蒙冤的服刑人员免费翻案，在杰克逊之前，他们已经为17名俄亥俄监狱中的犯人成功翻案。但杰克逊的案子特别棘手，与其他案子不同，这件案中律师找不到任何新的证据。2011年《克利夫兰纪事》杂志记者凯尔·斯文森发表了关于这桩案件的长篇调查报道，斯文森获取了大量警方报告并采访了能够找到所有直接或间接当事人，斯文森在报道中指出该案中的种种疑点，也为翻案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应了那句老话：“解铃还需系铃人”，案件的真正转机还是来自当年那位唯一的目击证人。
2013年，已经年过五旬的维伦向牧师忏悔时承认，自己当年并没有看到杰克逊和布吉曼兄弟作案，是受了警方的压力和引导才举证他们。在牧师的劝导下，2014年11月18日，维伦终于出庭推翻自己当年的证词。三天后，杰克逊和他的律师被传上庭，经过短短三分钟的聆讯，法官当场宣布杰克逊无罪释放。
罗尼兄弟也一起洗脱了罪名，罗尼已经在2003年假释出狱，罗尼的哥哥在杰克逊出狱几分钟后也被释放了。为杰克逊担任律师的俄亥俄洗冤项目律师布莱恩·豪尔回忆起当天的情景仍然难掩激动心情：“作为一个律师，或者说作为一个人，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像那天那么震撼和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三个人都曾经和死亡那么接近，如果不是俄亥俄及时废除了死刑，他们现在已经是三个冤魂了。”
美国冤案是如何产生
杰克逊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他是俄亥俄州1973年至今被无罪释放的第7个死囚犯，是全美范围里的第148个。根据美国冤案平反数据库的记录，2013年美国昭雪的冤案有87单，创下历史纪录。
但另据相关研究分析，目前美国200万服刑人员中有大约2.3%到5%的人是无辜入狱，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蒙冤的人至今仍然身陷囹圄，他们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天日，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在有生之年等到这一天，因为在翻案的漫长道路上，起到决定作用的往往并不是法理，而是运气。
全美大多数的州都有一个或几个类似俄亥俄洗冤项目这样的机构，义务帮助蒙冤者翻案。但这些机构大多人力有限，根本无力照顾到所有的求助者。“我们每年收到3000多封求助信，但我们只有6名全职律师，所以大部分的案件我们没有人力去处理。”纽约洗冤项目发言人凯茨介绍。
对于纽约洗冤项目，选择接案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该案是否有能够通过DNA检测来翻案的物证。1989年，DNA在美国首次被应用在刑侦领域，此后已经有321件冤案因为DNA检测发现的新证据得到昭雪。“现存的所有法医鉴定手段，除了DNA之外都没有建立起科学的验证标准，连指纹都有可能出错。这也是很多冤案产生的原因之一。”凯茨说。但这种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并不是万能仙丹，美国所有刑事犯罪案中只有5%到10%的案件收集到了可以做DNA检验的物证，对于像杰克逊案这样没有物证的案子，科学全无用武之地，剩下的只能靠“人”来解决。
而“人”却是司法过程中最不可靠的部分。人类思维的错综善变、人类记忆的主观和短暂，使人证在刑侦案件中扮演这危险的角色。全美经过DNA检测后昭雪的321单冤案中，有大约四分之三都是因为人证指认错误而导致误判。单一的人证风险更大，“单一指证就好像我问你昨天你去餐馆吃饭是哪个服务员上的菜一样，大部分人都不能准确地指出来。还有，人的认知方法有些天生的谬误，比如一个人在曼哈顿的出租车上丢了钱包，你问他那辆出租车是什么样的，他一定说是黄的。(作者注：曼哈顿的出租车都是黄色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冤案中被冤枉的都是有色人种。”专门帮助刑满释放人员开始新生活的纽约“幸运协会”总监久安·佩吉说。
但除了证人无心犯错酿成大祸之外，看上去铁面无私的执法人员也一样可能被“人性的弱点”所误。警方为了顺利结案对证人和嫌犯进行的逼供和诱导好像一个躲在角落里的魔鬼，当你打开那些覆盖着尘土的冤案卷宗时，总能听到它阴森的笑声。杰克逊案中的维伦在后来的听证中承认，警方逼迫他按照他们提供的信息指认嫌犯，还威胁如果不照做就把他母亲也一块抓起来。这种手段似乎司空见惯，在纽约，因为办案得力获得无数奖章而被称为“神探”的警局探员路易斯·斯加赛拉在载誉退休多年后，于2014年9月再次出庭，这次不是指认嫌犯而是就他自己的问题接受质询。
冤案的制造者们
但像杰克逊这样活着等到了出头之日的“幸运儿”，出狱之后将要面对的可能是一段跟翻案过程一样崎岖漫长的艰难岁月。
冤案的制造者们，不论是滥权逼供的警察还是咄咄逼人的公诉人，全都有执法人员的豁免金牌，不用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而听上去顺理成章的民事索赔，也并非人人有份。美国只有29个州的宪法中有冤案赔偿的专门条款，但有些州的条件相当苛刻，比如规定当事人没有“协助造成冤案”才能申请赔款，也就是说被迫认罪的人不在赔偿之列。
杰克逊所在的俄亥俄州规定，只要法官承认当年的错判，检方明确表示不再上诉，冤狱受害人就可以按每年4万美元的标准得到服刑期间的赔偿费。律师们认为杰克逊的索赔成功机会很高。
但索赔只是冤狱受害人在高墙之外可能面临的挑战中最简单和直接的一个，如何恢复正常的心态、融入这个已经变得陌生的世界才是更大的挑战。
正因为这些挑战，像“幸运协会”这样专门援助刑满释放人员的组织也是遍地开花，这些组织大多提供从心理辅导、房屋咨询到培训求职的全套服务。
但杰克逊说他现在想不了那么远，人生的荒诞让他有点缓不过神来。这次宣布全面撤诉的地检署署长，正是当年他被宣判入狱前曾经就缓刑问题面试过他的惩戒署警员，而宣判他无罪的法官是当年参与审判的法官的儿子。生活戏剧性地在他面前画了一个圆，而他却离圆满越来越远。
出狱前，法官曾忠告他说：“认清自己的朋友，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的目的，只信任那些值得信任的人。” 可是他能信任谁呢？老房子夷为平地，老街坊早不知去向，父母过世了，兄弟姐妹疏远了，连当年发生凶杀案的那条路也已经改了名字。
冤案昭雪后，俄亥俄洗冤项目和俄亥俄反死刑联盟为杰克逊和罗尼兄弟设立了网上筹款账户，好心人的捐款让他可以暂时住在一家旅馆里，他还买了平生第一部手机。但杰克逊不喜欢手机和电脑这些新鲜玩意，“我觉得人们现在很疏远，很陌生，大家都在玩手机，不喜欢跟别人交谈了。”他说。
57岁，无业，没有一技之长，但杰克逊说对未来他并不觉得恐慌，“经过了那些，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也许这是39年的牢狱生活留给他的唯一礼物。
（来源：《楚天法治》2015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