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法1990年实施，当时有如石破天惊，很多人惊讶于百姓可以告官，当做新鲜事，充满期待，也夹杂着犹疑。20多年过去，“民告官”不再是奇谈，但“告得赢官”仍很新鲜，“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问题一直存在，“信访不信法”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总之，普通人虽被赋予了法律利器，但真实的法律地位并不强硬，在权力面前很多时候还挺不直腰杆。
修改行政诉讼法的直接考虑是排除“民告官”的种种法律障碍和困难，但从立法宗旨与法律精髓考虑，更根本的目的是实现公民、政府机关之间的法律平等地位。这种平等，首先体现在庭审中，比如诉讼程序、举证责任等等不会向一方倾斜；同时，平等也延伸至日常的行政管理中，是要通过法律救济手段兜底，把公民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扭转为普通的权责关系，改变那种治理者与治理对象的关系，管制与服从的关系。在一个法律主治时代，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因法律而平等，权力并无理由可以置身“法网”之外。
在这个意义上，行政诉讼法的价值不在于它好看，也不仅是好用、方便，或者带来“民告官”多大的胜诉率，归根结底，是要看其能不能把一个官员、一个政府机关“拉”到庭审中，和普普通通的个人“对簿公堂”。 一个官员无论级别再高，社会地位多么优越，在行政诉讼中，他都要以法律的规则，和普通人你来我往的质辩，据理力争，讲证据，讲逻辑，遵从理性，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某种意义上，“民告官”的说法都要抛弃，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是鼓励普通人与官员、政府机关平等争讼，而不是向权力讨要公平接济的形式之一。
让人有底气、有信心与权力平等“对簿公堂”，考验着行政诉讼制度是否完善，也是修法的根本目的。（摘自《长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