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穆《国史大纲》有感
◎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 胡 阳 著名历史学者余英时在敬悼其师钱穆先生时，写了这样一幅挽联：“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为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时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联中“一生为故国招魂”道出了钱穆先生一生的终极关怀——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治史立说，将重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使命贯穿于他的学术生涯中。痛心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遗忘、误解，作为现代历史学界一代宗师的他，义不容辞地怀着“为往圣继绝学”的宏愿，将卷轶浩繁的中华二十四史浓缩成人人皆易读的简约扼要之作，穷毕生之心血凝聚成这900余页的《国史大纲》一书。适时正值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国家旦夕危亡，钱穆先生恐忧战争失败，怀着写最后一本中国史料的悲壮心情撰写此书，但仍在书末为后世学者继续中国新史提出了“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的深切期盼，可见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振兴的坚定信心与沸血热情。
全书分上、下两册，共有八编，即：上古三代之部、春秋战国之部、秦汉之部、魏晋南北朝之部、隋唐五代之部、两宋之部、元明之部、清代之部。内容涉及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经济赋税、土地政策等种种方面，以大纲形势简要概括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钱穆先生开篇即指出一国国民当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且“心怀敬意”，万不可将一切现世的腐朽失败归罪于古人，惟有能具此素养的国民愈多，该国家才愈有希望。钱穆先生对传统文化一向持尊敬、推崇的态度，故不主张急于求智识，怠于求材料的“革新派”之治史路径，但他也批判了同样注重历史材料、熟谙典章制度的“传统派”、“科学派”。怀抱弥补上述缺陷之意，《国史大纲》虽本是应编撰大学教材而生，但不再因循以往的教科书将史实材料编辑堆砌的惯例，它却更似一本中华通史集注，整本书旨在传递给读者一种全新的历史观。正是这种崇尚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建立和谐共处秩序的精神，使得中华文明传承5000年绵延不绝……
《国史大纲》虽是中国史学纲要，实乃中华文化典章。无论是其点睛之笔长达40页的引论、还是此书整体的谋篇布局，都将文化之重要性、中西文化之比较、各朝文化之传承列为该书及各篇章的首要位置，并施以浓墨详述。“文化”一词似乎捉摸不定、飘渺玄乎，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虽未定义“文化”的内涵，却从“文化”的表现、影响、生命力等方面将其寄寓在“先秦诸子自由学术之兴起”、“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庆历熙宁之变法”等等诸多可触可感的历史事件坐标中，从而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信念：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形而上的，文化无论于王侯将相的纵横捭阖还是升斗小民的吃喝拉撒都息息相关，文化有如庄子眼中的“道”存乎“蝼蚁、瓦砾、屎溺”之中而无所不在。
“一生为故国招魂”，这个“魂”正是中华文化之魂，钱穆先生通过《国史大纲》告诉读者：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里，文化传承延续了华夏血脉、文化革新影响了王朝更迭、文化认同凝聚了民族精神。历代知识分子们不辱文化传承使命，自汉代以降，“隔代修史”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连续而准确的信史的国家，亦为后人留下了寻根溯源、处世立言的文化瑰宝。
今天，如何面对同世界接轨时的文化输出，如何平衡与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东方大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如何解决危机也正是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传递的信念——惟有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神州故土招回华夏文化英魂，才有未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才能重建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秩序，重建人与人的和睦，以在广阔壮丽的天地中修身养德，生生不息……
（来源：《楚天法治》2015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