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汪汉池考入孝昌县人民法院，直至2023年7月调入刑事审判庭前，一直在派出人民法庭工作。人民法庭办案，横亘在办案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送达，立案后只有将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以及其他诉讼材料“送”给被告，才能让诉讼程序顺利进行下去，但这个“送”却充满了困难与曲折。
对于送达，汪汉池有一套自己的理解，他说：“现代法律体系中民事诉讼原、被告地位平等。但在基层乡村，在乡民们朴素的意识里‘被告’即意味着被人给告了，不少人对这一身份称谓充满了排斥，于是你‘送’他躲，‘斗智斗勇’，很多时间和精力，就消耗在‘送’中。虽然相关法律在不断完善这一方面的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情况，加之乡村社会流动性缺乏的特点，很多案件无论是从法理还是伦理的角度出发，让熟人之间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更利于矛盾纠纷的实质化解，所以我们基层办案宁愿自己多跑路，也要避免机械式司法，一判了之”。
秉持着法庭办案永远在路上的工作理念，5年来邹岗镇49个行政村，陡山乡37个行政村，到处都是汪汉池的足迹。一辆爱丽舍，三两法庭人，栉风沐雨，披荆斩棘。
又是一件标的7200元的“小”案子，他说：“钱虽不多，但其中的每一分，都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汗，不能有一丝怠慢之意。”
很快，通过多方打听，查明了被告的住处，其位于陡山乡某湾里。他当机立断，迅速安排，与书记员一起，马上前往陡山送达。春雨绵绵，老旧的爱丽舍在柏油路面上疾驰着，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
到了村口，车子停在晒场，汪汉池决定步行进湾。这是他多年来下乡办案的“秘诀”：“许多老百姓究其一生也不会和法院产生任何交集，直到今日他们中仍有很多人认为诉讼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对法院人存在很大的误解。警车、制服容易让他们产生抵触情绪，再遇到故意躲避的被告，又是湾里的‘大姓’，那样问人问路只会适得其反。
因此，很多时候他都揣着证件，穿着便装，与当地老百姓随意的攀谈、寒暄，常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边走边打听，报出被告父母的名字（因为被告是年轻娃儿，打听其父母的名字才能问清），很快寻到之前打听的住处，人并不在家，只好改日再来。
为了这个标的7200元的案件，他先后4次累计100多公里到现场寻人调解，只为促成案结事了人和。他相信，只要能把人寻到，他就有办法解决纠纷。
功夫不负有心人，根据原告提供的消息，他顶着炎炎烈日，利用午休的时间，再次登门。看门关着，以为又白跑了一趟，看到门前晾晒的豇豆，凭借着丰富的办案经验，他判断屋内有人。听到房后有声响，转到房后一喊，果然有人在家。
看到有法庭干警登门，被告态度强硬，只说没钱。原以为连日来的“折腾”，汪汉池早已没有耐心，没想到他再次和被告做起思想工作：“这几年大家都不容易，要钱的老哥说之前大家关系都蛮好，跟你做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晓得你也有难处，但法律还是要遵守的，有钱给钱没钱给话的道义也是要讲的！”
被告情绪逐渐缓和，对欠款事实没有异议，但表示暂时家里困难，一时间资金难以周转。
听到被告所说，汪汉池看到了调解的希望，果断联系原告，原告表示只要被告现在能拿出诚意，后续三个月内还清欠款，他可以放弃利息主张。被告表示同意，当场向原告转账1000元，承诺剩余款项分三期还清。
正是靠着这种百折不挠的韧劲儿，一起又一起的基层纠纷，在汪汉池的化解下得以案结事了。
他说：“法庭所办不过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案；所言不过老妪能解、平易近人的方言。不求纸醉金迷、腰缠万贯，不慕扭转乾坤、声名鹊起，志在为民——把每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案，办成人民心中的大案；把晦涩难懂的法言法语，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方言。淹没在人群中，隐身在灯光下，让公平正义润物无声地走向每一个人民群众心间。”这就是他的追求。